| 关于欺诈的要件构成，在肯定 “违法性” 的要件意义的同时，应肯定 “过失的欺诈” 的可能；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我国裁判实务与比较法的支持。考虑到 “错误一元论”，欺诈应被视为处于错误制度的延长线上，从而改变 “意思的欠缺” 与 “意思表示不自由” 的传统区分。新兴的信息提供义务可以作为判断欺罔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要素，未必作为平行于欺诈或错误的另一种意思表示瑕疵制度进行规定。欺诈的 “双效果” 立法模式也不应延续，应仅规定欺诈导致 “行为效力消灭”，损害赔偿由侵权责任加以解决；此时可以将欺诈制度看作侵权责任法的 “特别法”。无论是当下的民法总则还是未来的民法典编纂，都应充分意识到有关欺诈的理论及实务动向在立法论层面的意味。 |
